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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

    两税法使得农民的赋税简化为地税和户税两种，地税征粮，户税征钱，分夏、秋两季缴纳。采用以钱定税、以钱完税，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增加了社会对货币的需求。所以，两税法的实行是当时钱币不足问题的直接原因之一。

    实行两税法之后，“唐政府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米四百余万解以供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米千六百余万解，以供京师。”此时国家的收入中都是钱币，必然需要大量的货币。同时两税法的实行扩大了商品流通的范围，特别是边缘地方的农村，为了缴税，必须把自家生产的农产品换成钱币，因此钱币开始流向了边远地区。

    大唐的佛道非常的盛行，大量的佛像礼器制作需要大量的铜，如“皇太子奉为二圣于西明寺造钟铜一口，可一万斤”。代宗时，“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十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由此可见大唐的铜的消耗量是非常的大的，再加上当时的开采水平并不算高，这就势必导致钱币的铸造量，从而导致钱荒。

    铜荒的出现使铜的价格上涨，不少人常常销钱为器从中牟取暴利，无疑又加剧了铸币数量的缺乏。在此万不得已情况下，当时商人、诸军、诸使富豪之家到长安进行贸易，就不用“以货易货”的笨重办法，改用“货物交换，价格计算”，“互开证券”，“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这就促使了飞钱的产生。

    以上三点，是促使了柜坊和飞钱产生的原因。简单的说就是：首先国家重视商业，保护商业，当时的商人是非常活跃的，这促使了当时商业城市的崛起及商品经济的发达。但是商人要经商外出购买足够的货物身上必须带足够的钱财，但是无论是铜钱还是绢帛，重量和体积都非常的大，一方面是运输不方便，另一方面在长途跋涉的过程中引来盗贼。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当时货币的不足也是产生飞钱和柜坊的一个原因，而飞钱和柜坊的产生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个压力。

    显而易见，商人对于自己身上有过多的钱肯定不会放心的。不妨设想一下，他们赚了钱之后放在亲人那，但是如果到远处经商的话也不方便，时间长了也不会放心。因此，类似以后钱庄的柜坊就因应而生了。

    柜坊的产生和大唐的商人居住、存货、交易邸店有关。邸店是怎么样的呢？“唐汴州西有板桥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和从来，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远近行旅多归之”。

    大唐法律规定，“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处为店”。可知邸店是货物存放和沽卖合一甚至吃食的地方，其服务对象是流动的商人。唐都长安西市是大商人窦乂的活动场所，他发现赚商人的钱比一般百姓容易，于是在西市“造店二十余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要。店今存焉，号窦家店”。长安东市的一平民王布，见开邸店有利可图，也开始效法。由于商人运输钱帛不便，看到货物是可以存放的，很快他们也把钱币存在某家他们可以信任的邸店里，也是很正常的事，于是储存并支付钱币的柜坊就从邸店中分化出来了。

    后世关于柜坊的记载是在唐德宗时期，唐德宗建中二年(781)五月，藩镇叛乱，以军兴筹措军费，先是增税、减俸以助军。但仍然是“军兴庸调不给”，于是德宗纳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言：“请借京城富商钱，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不一二十大商，国用济矣”。因此，德宗“诏京兆尹(韦祯)、长安、万年令大索京徽富商，刑法严峻，长安令薛苹荷校乘车，于坊市搜索，人不胜鞭答，乃至自隘。京师嚣然，如被盗贼。搜括既毕，计其所得才八十万”。于是京兆尹韦祯，“又取徽柜质库法拷索之，才及二百万。”

    这是关于德宗时期关于柜坊的记载。于是便产生了为客商进行信贷服务与收取柜租的办法。大唐发生了和柜房有关的故事。前面故事情节不再赘述，当张老给了韦义1000万钱，让他凭信物到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钱，韦义当然是将信将疑。后来家道衰落时，便出现了下面这一情况。或曰“取尔许钱，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极，其家强逼之曰：“必不得钱，亦何伤？”乃往扬州……有小女出青布帏中曰：“张老常过，令缝帽顶，其时无皂线，以红线缝之，线色手踪，皆可自验。”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载之。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邸店还有副业，该店主要是经营药材，同时它又兼营柜坊，同时也可以看出扬州是大唐商贾云集的城市，邸店、柜坊自然不少。柜房的出现使商人避免了长途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