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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甚至某些特权的人物来推动古籍留存，一定可以为后人留下更加宝贵和丰厚的遗产。

    但到了第八条上头，李曜的提议不仅遭到崔胤的强烈反对，连比较中立的刘崇望、孙偓二人也明确表示反对，甚至连李曜河中一派的王抟、陆扆、裴贽三相也认为“此事恐须缓议”，而本属崔胤一党，如今正往李曜靠拢的中书侍郎、礼部尚书崔远见双方“战平”，也选择了“不如谨慎”，那意思也就是“我保留意见”，相当于反对的意思了。

    李曜并不想以军事威胁来强迫诸相同意他的意见，如果今天他这样做了，显然将不利于今后他希望推行的、某种程度上的民主议政。

    他习惯性地用手指轻轻敲打横案的桌面，然后问道：“诸位相公究竟是反对大唐钱庄的开设，还是反对金、银、纸币的发行流通？”

    诸相相视交换了一下意见，崔胤先道：“右相，某对大唐钱庄的开设并不抵触，这钱庄虽是新词，不过想来与‘金银行’和‘柜坊’差别不大。至于大唐钱庄希望发行金币、银币，某以为恐怕难成其事，铸造成币需要成本，而民间并不会将这其中成本计算在金币、银币的价值当中，就如铜钱一般，国家造得越多，亏得越多。如今铸造铜钱，勉强还能负担，大唐钱庄以一己之力欲铸造金币银币……此虽非某家产业，实为右相忧心也。”

    然后微微一顿，又道：“不过此事如果右相定要坚持，某却也谈不上反对。然则‘纸币’一事，恕某断难从命。”

    李曜反问：“为何？”

    崔胤道：“右相当知，如今国家财政吃紧，倘若大唐钱庄发行‘纸币’，岂非便要取代‘飞钱’？以朝廷如今之财力，再失‘飞钱’收益，恐怕朝廷朝布此政，我等朝臣暮失粮禄！右相，你有两池在手，何苦再逼着朝廷将最后一点收入取走？”

    李曜听得有些好奇，迟疑道：“飞钱与朝廷有何关系么？”

    崔胤一脸不屑，王抟等人则是面色尴尬，此时作为中书侍郎的陆扆离李曜这个中书令比较近，连忙附耳为他解释一番，李曜才知道是哪里出了差错，惹得诸相均不同意。

    大唐时期的中国，国家统一安定，农业手工业发达，促使城市交通和商业的发达。城市的崛起、商业的繁荣及唐德宗的两税法催生了“飞钱”产生。“飞钱”又称“变换”，是大唐的一种汇兑方式，起源于宪宗时期，“飞钱”主要集中在繁荣的城市。这与当时大唐的商品经济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先适应的。

    大唐时期的中国，总体来看，可以说是民富国强，因此人们的消费需求也非常与日俱增，这就给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而大唐朝廷并没有像西汉朝廷那样用强制性手段去打压商人，态度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出台了许多保护商业的政策。在《恤民通商制》中有这么一段话：“南寇陷之初，流人多寄溪洞。其安南将史官健，走海门者，人数不少，宜令宋式、李良瑍查访人数，量事救恤…如闻溪洞之间，悉藉岭北茶药，宜令诸道一任商人兴贩，不得禁止往来。”这只是大唐重商政策的一个缩影。商人在朝廷的保护下，促使商业的繁荣，商人群体也不断的壮大。

    后世想知道大唐商人的具体数量已经不可考了，但是根据李曜最近的调查，仅长安城的东西二市，在过去承平时期就有工商店铺8万余家，工商业人口在30万人以上，当然最近这些年凋敝了许多。这些商人不仅仅只是在长安、洛阳、汴州等局部范围内经商，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在丝绸之路上就有不少胡商。

    大唐时期的中国的商业发达，尽管政府仍然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不过对商业的重视倒是空前的。大唐，丝绸之路把帝都长安和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联系它们的纽带，就是商业贸易。从总的精况来着，丝绸之路编织了一条巨大的交通网。在这个交通体系中，有密如繁星的城市，有控制人员往来的关、卡，有提供食、宿、草料的驿站，有林立的客店和商铺，也有大型的“市”即现在的集贸市场。因此丝绸之路给大唐帝国带来的收益是难以想象的，唐玄宗“税商胡以供四镇”。这时候的货币主要是铜钱和绢帛，无论重量还是体积都非常的大，古代的交通条件又差，靠着骆驼、马的交通工具运输又非常的显眼。因此如何避免经商时携带许多货币带来的不便以及危险呢？这显然是大唐社会重要的一个社会问题。

    大唐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货币的严重缺乏。这是由于那些原因产生的呢？建中元年(780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