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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维也纳和会召开后，战争结束了，欧洲通过领土调整达成了恢复均势的协议。但是，威尔逊的世界秩序理念倡导每个国家应根据民族和语言一致性被赋予自决权。他断言，只有通过自我治理，各国人民才能表达对国际和谐的真诚愿望。而且一旦实现独立和民族团结，他们就不会再有施行侵略或自利政策的动机。在维也纳和会上，各大国精英代表秘密地重新划定了国际边界，只注重势力均衡，不顾民众的愿望。奉行自决原则的政治家不敢像维也纳和会那样hellip;hellip;试图达成那样自私和妥协的契约51。由此，

    世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hellip;hellip;拒绝曾经主导各国决策的民族自利标准，代之以新的行事方式。人们只需问几个问题：这正确吗？这公平吗？这符合人类的利益吗？52威尔逊认为，与备受他指责的传统政治家相比，公共舆论更支持人类的整体利益，但支持威尔逊这个前提的证据并不多。1914年参战的欧洲国家都有影响力大小不一的代议制机构（德国议会还是由全民公投选举产生的）。在每一个国家，战争都受到民众的热情支持。在这些选举出来的机构中，几乎连象征性的反对意见都没有。战争之后，在民主的法国和英国，民众要求实现惩罚性的和平，而罔顾他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即除非胜利者与战败者最终达成和解，稳定的欧洲秩序是不可能出现的。参加维也纳和会谈判的王公贵族们反而比较克制，哪怕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和经历。由于受到需要平衡各种压力集团的国内政策的影响，与其遵行抽象的人类利益原则，领导人可能更愿意迎合当下的情绪或维护国家尊严。

    允许每个民族建立国家并借此消除战争的理念，作为一般概念是值得赞赏的，但在实践中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应威尔逊的要求，欧洲以语言为基础进行民族自决，并按照这个新原则重新划定欧洲地图，结果却造成了在地缘政治上对德国有利的局势。战前，德国被三个大国（法国、俄国和奥匈帝国）环绕，领土扩张受到限制。现在它面对的是一批按照自决原则建立起来的小国。当然，自决原则只是得到部分实施，因为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民族情况错综复杂，新成立的国家都包含其他民族，意识形态方面的脆弱更加重了战略脆弱。在愤愤不平的欧洲中心国家的东翼，德国东面的奥匈帝国已不复存在（维也纳和会认为这对限制当时的侵略国法国至关重要）。但是，正如英国首相劳合middot;乔治有些感伤地指出的，一大堆小国，其中许多国家的人们以前从未自己建立过稳定的政府，但每一个国家都有大量的日耳曼人，他们强烈要求重回祖国怀抱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