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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ip;hellip;就能建立一个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广袤的自由帝国，她从建国以来就未测量过国土，而且我确信，古往今来的宪法没有一部像我们的宪法一样设计巧妙，允许我们享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和自治政府。5杰斐逊及其他政治家认为，他们所设想的这个帝国与欧洲的帝国迥然不同。他们认为欧洲帝国建立在对异族的征服和压迫之上。杰斐逊脑海中的帝国本质上是北美式的，是自由的延伸。（而且事实上，尽管人们对这一事业或开国元勋个人生活中的矛盾众说纷纭，随着美国的扩张和日益繁荣，民主也不断扩展壮大，对民主的追求在西半球及全世界生根发芽，蔓延开来。）

    尽管美国宏图远大，因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反而觉得外交政策可有可无。美国依托两个大洋而安全无忧，它完全可以把外交政策视为一系列间歇性的挑战，而不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按照这种观念，外交努力和使用武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动阶段，各自遵循自己的规则。美国一方面具有全球视野，另一方面怀着矛盾的心情看待他国。其他国家不像美国那样幸运，必须苦心经营国家利益，寻求均势，把外交政策当作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

    美国在19世纪取得大国地位之后，这些习惯仍然根深蒂固。数代人之间，美国曾三次采取果断行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抗敌对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威胁，挽救国际秩序。在每次行动中，美国都成功维系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均势，却又指责正是这一体系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声称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西半球以外地区的潜在战略目标是，改造整个世界，从而不必再扮演其战略角色。

    当初，美洲大陆闯入欧洲人的意识，迫使他们重新审视既有的思想。对那些试图彻底改造世界秩序的人来说，定居美洲展开了一幅全新的图景。对早期来到新大陆的定居者而言，美洲位于趋于分裂的西方文明的前沿，是他们尝试建立道德秩序而一展身手的新舞台。6这些殖民者之所以离开欧洲，不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欧洲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欧洲不能响应时代的召唤。宗教纷争和血腥战争让生活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下的欧洲得出痛苦的结论：让整个大陆团结在单一神权治理之下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而在遥远的美洲彼岸正可一展身手。欧洲只能接受现实，以均势换安全，而美国人（他们开始这样看待自己）则胸怀着通过团结和治理实现救赎的梦想。早期清教徒声称，在新大陆弘德行善是以某种方式改造他们离开的那片大陆。清教徒律师约翰middot;温思罗普为了逃避宗教压迫而离开了东安格利亚（即古英格兰）。他在1630年开往新英格兰的阿贝拉号（Arbella）船上布道，称上帝想把美洲塑造成全人类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