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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秩序的基础一直是谨慎地将绝对的道德观和政治区分开来，因为以往试图将一种信仰或道德体系强加给这个大陆上形形色色的民族的尝试均以灾难收场。而美国既有劝服他人改变信仰的精神，又融入了对现有社会体制和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因此，英国哲学家、下院议员埃德蒙middot;伯克曾对其他议员说，殖民者输出了英国人的自由理念，同时也输出了众多非主流教派（新教精神），这些教派在欧洲备受压制，彼此主张各异，唯一的共同之处是都崇尚自由。这些力量在大洋两岸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面貌：北美人的民族性格与其他民族迥然不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热爱自由。1

    1831年游历过美国的法国贵族亚历西斯middot;托克维尔撰写了一部讲述美国人精神和观点的著作，该著作在今天看来仍然颇有见地。他认为美国人的性格应追溯至他所谓的起点。在新英格兰，我们看到了当地独立性的诞生和巩固，它至今仍是美国自由的主要动力和生命线。他写道，清教徒主义不只是一种宗教学说，它在许多方面还体现了最为纯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他总结道，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的产物，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们互相冲突，而在美国，它们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组合。我指的就是lsquo;宗教精神和lsquo;自由精神。2

    美国拥有开放文化和民主原则，千百万人将它奉为楷模，希望能够栖身于此。与此同时，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世性，这给国际体系带来了挑战，因为它暗示不实行民主原则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这一信念根植于美国人的思想深处，只是偶尔才会成为官方政策。在美国看来，世界绝大部分地方都生活在不尽如人意的暂时性安排之下，终有一天会得到救赎。同时，他们与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肯定也含有潜在的敌意。

    自美国建国之初，这些互相矛盾的关系就已经存在。对托马斯middot;杰斐逊来说，美国不只是正在形成的大国，也是一个自由帝国，是一股代表全人类捍卫善政原则的不断扩展的力量。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写道：

    我们感觉肩负的责任不限于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不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全人类的代表。时势拒绝了别人，但对我们偏爱有加，赋予我们责任，去证明一个社会可以为其个人成员创造多大的自由和自治空间。3根据这一定义，美国的成功扩张与人类的利益密切相关。杰斐逊总统精明地运作了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使国土面积翻了一番。退出政坛之后，杰斐逊向门罗总统坦承：我一直把古巴看作我们联邦诸州体系最有意义的补充。4杰斐逊还致信詹姆斯middot;麦迪逊，称：我们届时只要再把北部（加拿大）纳入邦联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