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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取得一种传统中国式的结果，一种中国特有的共产主义形式，有其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其傲人的成就服人。中国将凭借其特有的又是革命的道德权威再次君临天下。

    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中同样注重中国的特殊性。虽然按照客观实力来说，中国尚属弱国，但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国因其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强大，理应在世界上发挥中心作用。而中国发挥作用的表现就是对注重实力优势的世界凛然不惧，而不是和解合作。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领导人大会上，毛泽东语惊四座，预言如果发生核战争，中国将依靠其众多的人口和坚韧的文化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他的话也许有虚张声势的成分，想震慑拥有巨大核武库的国家，但他确实想让世界相信他对核战争能从容以对。1971年7月，在我秘密出访北京期间，周恩来在总结毛泽东的世界秩序观时引用了主席的话：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皇帝处境的调侃。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经过多年斗争洗礼的人民共和国最终将取得胜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天下。共产主义世界的秩序将融入帝国皇廷的传统观点。

    毛泽东在统一中国的同时努力改造中国的古老文化，因为他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虚弱和耻辱的元凶。他采用了超然的治理方式，又吸收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的治国之道恰好体现了革命者的困境。革命者想要实现的改变越全面，遇到的阻力就越大。这阻力不一定来自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是习俗的惯性使然。毛泽东这位革命家总是企图超越凡人的限制，只争朝夕地实现他的目标，采用一切手段来强行实现他的愿望。1958年，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来推动中国飞速实现工业化。1966年，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那场长达10年的意识形态运动中，整整一代知识的青年被下放到农村。为实现毛泽东的目标，几千万人的命运被改变，被用来在一生的时间内实现此前需要一个历史过程才能实现的国家目标。

    一旦革命者的成就被认为事属必然，为实现这样的成就而付出的代价就被看作不可避免，革命者的地位就得到了稳固。中国今天的一些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现在他们说，那时他们遭受的苦难给了他们力量，使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因而使他们能够坚强地担负起领导又一个巨变时期的艰巨任务。中国的民众，尤其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以前苦难的年轻人，似乎也接受把毛泽东描述为统一了中国、维护了中国尊严的人物。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21世纪世界秩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