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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他爹，也只好去做窝囊废。

    然而黑白不容颠倒。事实上，种种迹象表明，李渊绝不是糊涂虫，更不是窝囊废。他的糊涂和窝囊是装出来的，觊觎之心反倒早已有之。否则，他为什么要李建成和李世民兵分两路，一个去潜结英俊，一个去密招豪友？[7]

    按兵不动，只是为了稳cao胜券。

    因此，一旦看准时机，他就会动如脱兔。大业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已经看出李渊有异动迹象的两个副留守，准备按照隋炀帝的监视命令对其采取行动，却被李渊逮捕杀掉，罪名自然是捏造的。这时，他可没有片刻犹豫和手软。

    这样看来，贞观史臣和司马光们的篡改历史，真可谓弄巧成拙，反倒显得世民少不更事，李渊老谋深算。实际上李渊就像当年的孙权，比谁都沉得住气。正如王夫之所说，他是处至危之地，观天下之崩，伺机而动，以求一逞。[8]

    而且一旦动起来，就比谁都狠。

    没错，他盯住了长安。

    长安本是帝国的首都，只是由于隋炀帝要打通南北重整山河，政治中心才东移到了洛阳。这就使得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一线，成为逐鹿中原之各路诸侯的必争之地，长安反倒被人遗忘。在那风云激荡的年头，长安也像太原一样出奇地安静，成为一个死角或者真空地带。

    然而长安毕竟是关陇集团的根据地。拥有长安，以长安为新王朝的发祥地，对于李渊这样的武川军阀、周隋故旧和关陇勋贵，不但名正言顺，而且驾轻就熟。何况镇守长安的是十三岁的代王杨侑，李渊想要，岂非囊中取物？

    李渊却没有轻举妄动，他必须先解除后顾之忧。

    为此，他做了三件事。

    首先是与突厥的始毕可汗达成协议：攻下长安后，土地人民归李渊，女人财宝归突厥。这当然因为突厥在北，长安在南。从太原南下取长安，如果被突厥抄了后路，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李渊也谢绝了突厥准备派遣的大军，只接受了他们的马匹。他可不想引狼入室受制于人。[9]

    搞掂了突厥，李渊又去忽悠李密。他写信给自命为反隋盟主的李密，表示衷心拥戴他奉天承运，自己只要能再封于唐就心满意足。于是骄狂的李密不再留意李渊，一心一意攻打洛阳，反倒成了替李渊阻拦东路兵锋的挡箭牌。[10]

    最重要的一招，是举义旗不举反旗。李渊宣布，南下的目的是复兴隋室，立杨侑为帝，尊杨广为太上皇。这就规避了人臣造反的罪名，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也因此，炀帝一死，他就立即撕下假面具，毫不客气地做起皇帝来。

    隐患都已排除，现在可以动身。

    七月初五，李渊率军三万誓师南下。十一月初九，攻克长安。次年三月十一日，杨广在江都被杀。五月二十日，李渊即皇帝位。一个王朝倒下了，另一个王朝站起来，只不过这新王朝还必须再接受一次血雨腥风的洗礼。

    玄武门之变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长安。

    清晨的阳光照例洒在通往皇宫的路上，路边伫立的禁卫军有如兵马俑般面无表情。一切都跟往常一样。骑在马上并肩而行的李建成和李元吉似乎也很坦然，尽管头天晚上有人通风报信：李世民在父皇面前告了他俩的刁状。[11]

    但，这又不是头一回。

    是的，建国八年了，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的关系越来越势同水火。原因很简单，从太原首义到统一中华，李世民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可以说，大唐的天下至少有一半是他打下来的。然而按照宗法制度，储君却只能是李建成。

    这就不要说李世民不服，天下人不服，跟随李世民出生入死的弟兄们不服，就连李建成自己都忐忑不安。没错，他是嫡长子。不过除此之外，又有多少本钱呢？就算将来能够顺利接班，李世民也未必安分守己俯首称臣。

    好在，有李元吉支持自己。

    皇四子齐王李元吉为什么会站在李建成一边，恐怕只能是一个谜。正史的说法，是他打算先干掉李世民，然后再取李建成而代之。可惜就连所谓正史，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李世民幕僚的道听途说。是否属实，死无对证。

    当然，真正重要的还是李渊。

    李渊态度暧昧。在李建成看来，父皇至少也是防范李世民的，因为李世民功高震主已是不争的事实。幸亏他是皇帝的亲儿子。如果是韩信，恐怕早就兔死狗烹了。

    奇怪的是，李世民并不韬光养晦，反倒十分张扬。武德四年（621）六月，打了胜仗的他甚至高调举行了入城式。李世民自己身着黄金盔甲骑马走在前面，李元吉等二十五名将领紧随其后，一万名铁甲骑兵如同黑色森林，三万名武士浩浩荡荡走进长安，队伍之长竟排出两公里以上。[12]

    这真是好大的排场！

    如此耀武扬威，给谁看呢？

    李建成心知肚明，李渊更是眼睛雪亮。奇怪的是，他却突发奇想，提出让李世民带领自己的人马驻扎洛阳，并使用天子的旗号统治今天陕西省以东的所有地区。

    高祖的说法是：东西两都，天下一家。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