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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的绥靖主义思想相当程度的影响了东北军各部军官。

    早在去年六月，倒戈将军石友三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就纠集大批汉jian武装，居然打起自治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引起全国震动。东北军在日本人的威胁下，畏手畏脚，居然不敢主动出兵平叛，差点让他们得逞，最后只好收买了事。

    后又在十一月份，日本人指示大汉jian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居然堂而皇之宣布成立冀东自治委员会，通电脱离中央政权。这个所谓的自治委员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汉jian土匪，更是由各级日本顾问掌握真正的实权。

    日本人立时将殷汝耕搞的自治委员会，当做华北自治的样本工程，发动舆论宣传，力求提倡华北特殊化。

    随后，在东北军总部的默认下，由日本人推荐的大汉jian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使得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央行政管辖权限之外。王克敏还是张学良的铁杆心腹之一，多次在东北军中担任高职。

    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一个自欺欺人的梦想罢了。

    日本人采取了“不取其名而取其实”的手段，妄图从政治、军事、经济上紧密控制冀察当局。采用其惯用的阴谋手法，先由政治经济入手，企图使东北军盘踞的华北再次“成为张作霖时代之东北”。

    凑巧抽大烟的张学良，心中依然有着这么一个梦想。

    日本人的对外口号和张学良不谋而合，竟然使得张学良放下杀父之仇，再次心甘情愿地和日本人默契配合起来。

    日本人步步紧逼，东北军不断退让。

    只是张学良又失算了。

    日本人最终想要的是全面控制华北政治、军事大权，而张学良只不过是希望借助日本人的手摆脱中央政权的制肘罢了。

    这矛盾终究还是要爆发的。

    民国二十五年秋华北驻屯军的大演习，使得华北局势扑朔迷离。

    没有人看好东北军是否可以顶住华北日军一个师团的进攻，尤其是在山海关一带还有关东军一个师团在虎视眈眈。

    在无形的巨大军事压力下，得到张学良首肯的东北军总部，终于决定实质接受和日本人秘密签订的经济合作协议。

    于是，日本人借助资本入侵的方式，全面向华北的政治、经济、军事目标伸出贪婪的双手，彻底将所谓的华北自治推向了高潮。

    不要脸的东北军再次全面倒向日本人，只是上次投靠的是关东军，这次投靠的是华北驻屯军罢了。

    虽然没有任何端倪见诸报端，但是真相还是慢慢浮出水面。

    东北军中的不少主战派军官终于还是得知了具体的合作协议，怒火不断在胸中燃起。

    没有人会去指责主帅张学良，但是背地里自然将王以哲、宋哲元骂得狗血喷头，各种私下聚会中不满的声音在逐渐增多，内部分歧已经十分严重。

    二个月后，民国二十六年初春，号称主战派代表的东北军少壮军官孙铭九，秘密串联一批心怀不满的军官，鼓动对主和派势力进行清洗的计划。张学良当年暗杀杨宇霆清除异己的恶果，接二连三在东北军中上演，这一次更是升华到关系全军生死存亡的境地。

    入夜之后，张学良指定负责东北军总部事务的王以哲，躺在病床上被张学良卫队的军官以拜谒的名义叫开家门，卫队军官直闯而入室内连开九枪，鲜血流满了整个床榻。

    王以哲当场惨死。

    同时被捕杀的还有数名东北军总部高级军官。

    因为出面清除的是少帅卫队，混淆了命令的合法性，其他部队都惶惶然不知所措，等到第二天总算搞清楚是由真相的时候，王以哲等人早已惨遭暗杀。

    很快，东北军各部队彻底乱了。

    宋哲元第一时间缩回自己的老巢，除了原来在西北军中就跟随他的部下，其他东北军过来的军官一律挡之门外，他吓坏了。

    王以哲的至交，师长刘多荃惊闻噩耗，红着眼直接出动部队，冲进总部驻地，大肆搜捕少壮派军官，一律就地枪决。甚至，刘多荃还学用张学良计策，将没有参加刺杀王以哲的的一名东北军旅长诱杀在会议室。

    东北军内部残杀的悲剧终于愈演愈烈，彻底崩溃成为大大小小不相隶属的军阀势力。

    华北防御突然之间就出现了巨大的窟窿，不仅日本人看得目瞪口呆，就是南京政权也是怅然若失，洛阳政权更是大惊失色。

    一开始莫名其妙的东京大本营，很快就反应过来，狂喜地开始制定全面侵华策略。

    此时日本军方内部，北上派和南进派的争执已经十分激烈，东京大本营直接采取了和稀泥的方式，最终决定停止北上和北方军决一死战，但也没有同意立即南下占领重要的南洋油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