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收藏 (第2/3页)

拍时价高者得，转让主要看对方人品，如果卖给外行，会被看做毁老祖宗的宝贝，良心有愧。古书画，特别怕氧气和光照，会造成“光老化”，禁止拍照。近代书画也不例外，不能长期暴露在阳光下，灯光下，禁止烟熏火缭，虫咬鼠啃，还特别怕紫外线和潮湿。古玩商对这些人，要么不交易，要么卖高仿，认为门外汉只有资格玩赏一些赝品罢了。自知平庸嘛，甘于凡俗嘛，生活平平淡淡，同时也平平安安。看不清潮头风向，非要跟风冒险，用一百块要一万块的货，想捡漏？痴心妄想哦，不可救药！异想天开哈，骗骗这厮！关公面前耍花刀，买的没有卖的精，给他脖子挂一磨盘，大街栽一跟斗。

    古玩这一行，包罗万象，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傲慢和咄咄逼人，单打独斗当然也就孤掌难鸣，吃亏的只能是自己。文物有学术研究价值，但未必都有经济价值，及市场需求，并非越高古，越老旧，就越价高，也并非宫廷出来的物件，都是无价之宝。玉就是玉，石就是石，万年的石头，还是石头，不可能变成玉。皇上的厕纸，也是厕纸，不可能变成金纸。要和懂规则的聪明人一起干，最关键还要遇对明师，跟对朋友圈，很多想成为收藏家的收藏爱好者，都牺牲在了拍卖行的边缘。鉴定师要有看到真品的机会，并且进行认真的考察和识别，从而掌握真品的特征。要想看到真品，除了馆藏实物，便是通过行家，或商家之手来了解真品了。搞收藏，最重要的不仅是资金，还需要有庞大信息网，朋友多，人缘广，哪有好东西都能知道，所以说有时候，信息等同于钱。

    袁秋华经常在收藏圈朋友的带领下，寻访各路古玩商店，书画店，购藏古董，有时在知情人的带领下，走街串巷，搜寻以前散落在大户人家里的珍贵古董，例如，康有为家族，朱汝珍家族，商衍鎏家族，甚至拜访近现代及当代书画名家，预订作品。

    她有自知之明，深知宋元书画名迹，不在故宫，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即在海外，明清名家大作，即便偶现市场，不是伪作，就是天价，远非一工薪阶层所能负担得起。惯常到近代书画展，当地画廊购买书画作品，不看官衔、头衔、名气，不论名头、流派、行情，只讲作品内涵，艺术水平，囤货以小名家为主，凭借自己的眼力去“淘宝”或“拣漏”。容庚、商承祚的书画，不准出境，属于生僻，冷门，收藏是豆腐价。岭南画派的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及入室弟子，在香港的赵少昂、杨善深，在广州的黎雄才、潘行健，还有后辈杨之光、陈金章、伍嘉陵、梁世雄、林墉、王玉珏等画家。当时艺术品市场还未曾升温，岭南画派在艺术市场一直默默无闻，绝大多数岭南派画家作品都在千元至几万之间徘徊，也就有了“价值洼地”之称。

    袁秋华每月逛两次香港荷里活道的古玩街，参加了不少小型的古玩拍卖会，经常收获惊喜。最大的收益是得到潘玉良的画。潘玉良幼年时就成了孤儿，被舅舅卖进芜湖青楼，学歌伎。十七岁遇到潘赞化，嫁给他后，移居上海，拜师洪野学画，考进刘海粟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师从朱屺瞻、王济远。1921年毕业后，又考取安徽省公费津贴留法的资格，是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油画班的插班生，与徐悲鸿是同学。1925年以毕业第一名的成绩获取罗马奖学金，得以到意大利深造，进入罗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油画和雕塑。1926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质奖，打破了该院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记录。

    潘玉良回国后，在上海和南京的大学当教授。1936年她举办个人第五次美展，《人力壮士》赢得了最高荣誉，但不料在收展时，有人在《人力壮士》上贴了一张纸条，上写：“妓女对嫖客的颂歌”。她出身艺伎，学校录取学生，只认成绩；国家用人，只认人才。这个背景并不是什么秘密，画展时受到羞辱，有人故意捣乱，不管是出于嫉妒，还是源于愚昧，或对女子的歧视，都令世人鄙视，男人真正的风度是学问和尊重，只有下流无耻的男人才会侮辱女人。

    结束了一天授课的潘玉良回到家中，潘赞化的大夫人来了。大夫人倨傲对她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正妻小妾，大主小卑，千古常理，你不要以为当了教授，就可以同我平起平坐”。赞赞化无奈地说，“嗨呀！你入乡随俗吧！”潘赞化赋闲在家，潘玉良挣钱养家，大夫人是包办婚姻，乡村小脚女子，不识字，也不懂洋文，此前呆在老家。潘赞化是留日学生，陈独秀的同学。潘玉良思前想后，又不由得同情起潘赞化来，“倒是他左右为难呢！”于是她心软了，为了不为难丈夫，只好向现实屈服，向大夫人双膝下跪，磕头倒茶。

    第二年，42岁的潘玉良再次坐上了前往巴黎的游轮。这一走就是40年，直到她82岁客死巴黎，也没有再次踏上中国这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