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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平生幽愤汗青知──的小说和他的怀抱 (第5/6页)
同工。我就亲闻一位历史系的名教授在一场酒宴上当着高阳的面开玩笑说:“我三十年寒窗所学,还不如你笔下一个丫鬟。”这也是高阳托言赞赏清高宗“看不起不读书的贵人”的自尊与自伤。 高阳自从《李娃》(1966年)、《风尘三侠》(1966年)、《荆轲》(1968年)之后,逐渐脱离了大量杂以纯就动作性情节或情感式描述为取向的“小说家本位”,从《大将曹彬》(1969年)起,他滂沛的“野翰林”自信自许促使(或加速说明)他解悟了历史小说写作者经由典故知识的累积力量取得正典(权势之另一层次)地位的能力。于是,他的小说人物(许多于“正史”亦班班可考)在大量广角方法的简赅综述之下各自分担了“次叙述者”的有力发言权,他们对话,并且在对话中制造更多的对话,“谈”之又“谈”,营造了另一种历史。这不正是小说“街谈巷议”的本质吗?无论“士君子”称许与否。 谈之又谈,众妙之门,这里面还有玄机。 基于对某一种巨大又神秘的力量之好奇,高阳总会不时地想要验证:有一种驱使人生、时局和世运的巨力,不断地催迫着世界前行,无人可以抗拒,也无人得以逃脱。但是就像着迷于星象之学的人,高阳往往也出于喜好惊奇、憬慕造化的心情,对于历史的发展,高阳还有一种探索并验证其神秘巧合的悬念。他执意要以抽丝剥茧的寻绎穷究去洞察历史推移的过程,之所以如此,简单地说,也还就是为了追踪自己那“一肚皮不合时宜”的牢sao有何来历以及如何确当。 另一方面,高阳又不甘于历史书写拘牵于正统史官“立足本朝”的诠释樊笼,并因之而放逐了大量“不合时宜”却可能“信而有征”的掌故材料,于是便借着小说而大事“重塑历史”。 当然,这两方面是动辄会出现矛盾的——一个浅而易见的质疑是:既然世事皆有其来历(掌故),而这来历又提供了世事发展、存在之正当性,则牢sao又何必有之? 我曾于一次“进城喝两杯”的场合里向高阳追问这一点,他微醺而愠,道:“那就不能谈了嘛!”我唯唯应之,心想:那也确实不能谈了。 高阳所关切的本非“诠释的循环”之类“狗咬尾巴团团转”的抽象高论,他毋宁先假设自己的牢sao既有来历,又因之而诚属确当,然后再钩稽文献、搜求坟典,为他所罗织的历史“拿捏”证据,所以高阳自成一派的“索隐”“考据”遂多见“发明”,而且难以置辩。 高阳的牢sao约而论之,其实就是“不遇”二字。这“不遇”固然是屈子以下中国传统文人、知识分子乃至于失意政客所共同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美之者曰“情怀”,诋之者则曰“身段”。 然而情怀云者,身段云者,其“不遇”则一,也都和主观的意志与客观的遭际之间互无妥协的处境有关。高阳之“不遇”也可以从两个面向上加以了解。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很难在一个由他自己树布的历史知识网络上找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甚或在同一渊博基础上与之对话无碍的友朋;另一方面——也是极其残酷而现实的(这与龚定庵何其神似?),他从来没有一张正式的学者资格证书。 在历史的迷宫中纵横捭阖、挥洒出入的高阳一向讲究“证据”,但是终其一生,台湾这个素来好吹嘘“文化复兴”“文化建设”的地区却从来没有以任何“证据”认定过(哪怕是一项荣誉学位的授予)他在明清史、玉溪诗或红学等领域中浸yin钻研的功夫以及卓越成家的地位。 任何一个时代诚然少不了“怀才不遇”的人物,尽管“不遇”者众、“怀才”者寡,但是当浊世滔滔,皆以高阳为“酒徒”、为“墨客”、为“小说家者流”的时候,真正有大损失的难道不是这个社会吗?屈子投怨怼于汨罗,高阳溺幽愤于醇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揆诸一长远的历史,则今之侈言“文化活水”者流,岂非楚怀王之覆案而已哉? 1988年,我赴大陆探亲月余,返台后与高阳匆匆一饮晤。席间有几番言语,令我无时或忘。其一是我重提准备以太平天国史料为背景写一长篇小说的旧议,因为同年稍早时我赴报社任事,探亲归来,心绪浮野,正有辞去这“城里的差事”的打算,想重返龙潭索居,再也不到编辑案头,然而高阳却竭力反对。他说:“‘辞官’可以,写太平天国大可不必。” 接着他告诉我:历史小说之可贵,在于历史人物之可爱。而洪、杨之徒,“岂有可爱之处?”还说:“值得入小说的历史人物,大抵不外圣君、贤相、良将、高僧、名士、美人六者。真要是个一流作家,干吗又要伺候那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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