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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环节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也是我最感到忧虑的环节;通讯系统，它从来就是情报组织中最薄弱的环节。监视员每天要同观察站、流动监视车和总部通话数百次，可这些讯号很容易被发现，首先是因为它们从来没有登记波长。俄国人只要探测到没有登记的波长的呼号，就可以识别出监视通讯。在国外，军情六处在这方面的情况也是很糟的。长期以来，识别英国大使馆里军情六处的人员的最好方法就是检查哪些外交官使用不通过总机的外线。后来，军情五处引进了一个复杂的译码系统，专门把监视通讯电文译成密码。我当即指出，这样做也是徒劳。因为监视通讯信号混在警察、消防车和救护车的信号里，更容易被识别出来。警察、消防车和救护车的信号都不是密码信号。可是他们似乎还不明白，俄国人的大多数情报都是从通讯本身而不是从通讯内容中搜索到的。他们对通讯进行分析后，可以知道下一次行动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进行，再反复与他们自己掌握的记录进行核实，最后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情报。

    我苦口婆心地到处游说，呼吁集中精力，设法追查俄国人是否在系统地监视我们的监视通讯。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可行的。因为任何接收装置都会发生辐射，这种辐射在短距离内是能够被测出来的。我通过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这一正常途径，提出了我的计划。可是等了数月之后，政府通讯总部才给了我一个所谓经过慎重考虑的答复：进行这种试验，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两年以后，政府通讯总部和军情五处才意识到他们的这种判断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失误！

    与此同时，我一直忧心忡忡。如果监视通讯系统环节如此薄弱，监视手段又像我所说的那样落后，那么军情五处不得不设想一下，它多年来惨淡经营的反间谍工作实际上已前功尽弃，或者至少有一部分监视工作被俄国人发现了，那么究竟是些什么活动被发现，有多少活动被发现了呢？

    第六章

    在冷战的战壕里，A 处二科是军情五处的前沿阵地，温特博恩和我则是突击队员。温特博恩是我的一位好战友。他在加入军情五处之前，曾在陆军服过役，到过中国、日本、锡兰和缅甸。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和日语。他曾经想当陆军元帅，可是没有成功。他拟定的行动计划总是经过周密推敲的，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尽管往往很复杂，但总是贯彻执行着军事上的精确性。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没有情趣的人，他每次参加行动的目的不仅为了收集情报，而且为了从中获得一点乐趣。我们的确获得了乐趣。在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奉国家之命所进行的窃听和盗窃活动遍及整个伦敦，而白厅里那些自命不凡、头戴礼帽的官员对此却佯装不知。

    温特博恩和我是天生的一对默契的搭档。我们都坚信，军情五处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迫切需要现代化，特别是在技术领域。我着重于出主意，他则帮助我从建议中剔除那些不切实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