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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广播告诉人们作好随时转移的准备：他们会带我们暂时离开这儿三天，他们会清洗这儿的一切，并且对这附近的环境开展一次彻底的检查。孩子们被告知要带上自己的课本。我丈夫把我们所有的文件和结婚照片都放进了他的公文包里。我只从家里带走了一条薄纱头巾，以免天气万一转凉。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们是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受害者，是一群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人。我们乘坐的大巴停在了一个小村子里，并在那里过了一夜；大家睡在学校的地板上，其他一些人则睡在当地一家酒吧里。在那里，你无处可去。一个女人邀请我们去他们家过夜。来吧，她说，我会为你们铺一些亚麻布。我为你们的儿子感到难过。与此同时，她的朋友也开始拼命拉她，想把她从我们身边拉开：你疯了吗？他们都己经受到了污染！当我们在莫吉廖夫定居之后，我们的儿子就去上学了。

    上学第一天，他就哭着回来了。老师安排他和一个女孩同桌，但是那个女孩说自己不愿和他同桌，因为他有辐射。我的儿子当时读四年级，是他们班里唯一一个从切尔诺贝利转学来此的学生。其他孩子都很害怕他，他们叫他亮闪闪。他的童年就这样结束了，结束得如此之早。

    就在我们离开普里皮亚季的时候，一支军队正朝着与我们相反的方向前进。一路上，我们见到了不计其数的军用设施，而我正是从那时开始感到害怕。不过，我始终觉得这一切都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我自己。我哭泣，寻找食物，睡觉，抱儿子，哄儿子，可是在我心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旁观者。到了基辅后，他们给了我们一些钱，但是我们什么也买不到：在我们之前，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离乡背井来到这儿，他们买光了所有的东西，也吃光了所有的食物。许多人在火车站和大巴上突然心脏病发或中风。我的母亲救了我。她活的时间很长，并且不止一次地陷入一无所有的困境。第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收走了她的牛、马，还有房子。第二次是一场大火，她从火中抢救出来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我。现在，她说：我们必须挺过去。毕竟，我们还活着。

    我记得一件事：当我们坐着大巴离开普里皮亚季的时候，车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哭。一个坐在前排的男人冲着他的妻子叫道：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如此愚蠢！其他所有人都带了行李，而我们的全部行李竟然只有这些三升的瓶子。他的妻子认为，既然他们要乘坐大巴，也许她应该给住在半路上的她的母亲带一些密封瓶。那个塞满瓶子的鼓鼓囊囊的大袋子就放在他们的座位旁。我们乘坐巴士一路坐到了终点基辅，而跟随他们一同来到基辅的就是那一袋子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