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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概念都被认为会限制外交所需的灵活性。

    在这微妙而多样的遗产的大背景下，亚洲地图上各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仅仅是对该地区现实的一种过分简单化的体现。地图上看不出各国领导人在治国中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企盼，也看不出在对等级和礼仪一丝不苟的同时，采取灵活敏捷的策略和手腕这一亚洲外交的典型特点。国家是亚洲国际生活的根本性框架。但在亚洲，国家也承载着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更加多样、更加直观的文化遗产。日本和印度这两个亚洲主要国家的经验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

    在亚洲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和文化实体当中，日本最早、最果断地对西方的进击做出了反应。日本是群岛国家，与亚洲大陆最近的距离也有大约100英里，所以它长期以来一直孤处一隅，孕育了自己特有的传统和文化。它的民族和语言高度单一，它的官方意识形态强调日本人是神的后裔，结果日本人自觉与众不同的意识变为了近乎宗教般的狂热，而这种意识也使日本能够非常灵活地调整政策以适应它认定的国家战略需要。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日本从完全闭关锁国转变为广泛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最现代化的做法（向德国学习军事，向英国学习议会制度和海军事务）；从悍然企图建立帝国转变为奉行和平主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崛起为新型大国；从封建主义转变为类似西方专制主义的政体，继而接受了民主制度；从一个世界秩序转到另一个世界秩序（先是西方，然后是亚洲，最后是全球秩序）。在此过程中，它自始至终坚信它的民族使命绝不会因采纳其他社会的技术和制度而淡化，而只会因对外部世界的成功适应而得到加强。

    几个世纪以来，处于中华世界边缘的日本吸纳了中华宗教和文化的大量内容。但日本与中华文化圈中的大多数社会不同，它把借来的东西变为了自己的，且从未因师从中国而认为对中国有称臣的义务。日本这种顽固的态度有时使中国的朝廷为之愕然。向中国进贡是对中国皇帝表示臣服，象征着服从中国确立的世界秩序。亚洲其他国家接受这一进贡制度的前提和规矩，将它们与中国的贸易称为进贡，以此得到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它们（至少对中国朝廷表示）尊重儒家关于国际秩序的观念，将国际秩序视为家族式的等级制，中国就是这个家族的家长。日本和中国一衣带水，对儒家的理论熟稔于心，总的来说也默认中国式的世界秩序是地区的现实。日本遣往中国寻求贸易或文化交流的使团谨守礼仪规矩，使中国的官员以为日本希望成为以中国为首的等级制中的一员。然而在亚洲，礼仪上的细微之处，如提到某个统治者时用的称呼、官方信函的模式，或正式文件上所使用的日历，都表现了一国在等级制中所处的位置。4而日本一直不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进贡制度中正式明确自己的地位。它游走于中国等级分明的世界秩序的边缘，偶尔坚持自己与中国平起平坐，有时甚至表示自己比中国更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