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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无人理睬，要么混乱不堪。事实证明，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批根据自决权产生的国家，无力抵御两国中的任何一个，于是互相联手。英国越来越不关心外部世界。1917年不顾公众的最初反对参战的美国对战后结果大失所望，陷入孤立主义之中。提供权力要素的责任于是主要落到了法国头上。而法国战后已筋疲力尽，人口严重下降，国民一蹶不振。法国越来越意识到，它与德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有可能无法逆转。

    很少有一份外交文件像《凡尔赛和约》那样在达到自己的目标上如此失败。《凡尔赛和约》之苛刻足以使和解变得不可能，同时又没有苛刻到使德国永远无法恢复元气的地步。国疲民困的民主国家因此不得不随时对志在复仇的宿敌德国和苏联的革命政权保持警惕。

    由于德国对凡尔赛体系没有道义上的义务，又没有一个防止它提出挑战的明确均势，凡尔赛和会建立的秩序等于鼓励德国改变现状。唯有靠歧视性的条款才有可能阻止德国获得潜在的战略优势，但这样的条款与美国，而且也日益与英国的道德信念相冲突。一旦德国开始挑战凡尔赛战后安排，唯有靠法国无情地使用武力或美国永久卷入欧洲大陆事务，方能保障和约条款的执行。然而，这两个条件皆不具备。

    过去的300年里，法国先是一直保持中欧的分裂，随后又改为遏制中欧。起初法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后来与俄国结成同盟。凡尔赛和会后，法国失去了联俄的可能性。由于法国在战争中大伤元气，已无力扮演欧洲警察的角色。中欧和东欧涌动的政治潮流也超出了法国的cao控能力。现在只剩下法国一家独自抗衡统一后的德国。为了捍卫凡尔赛会议做出的战后安排，法国几次犹犹豫豫地诉诸了武力。希特勒的出现使法国再次坠入历史噩梦，全然丧失了斗志。

    列强试图把各自的厌战情绪转化为一种新型的和平国际秩序，为此提出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国际裁军方案，但如何执行这一方案，则留给了日后的谈判。国际联盟和一系列仲裁条约是为了用法律机制取代大国角逐来解决争端。虽然几乎所有国家都参加了这些新机制，而且一切破坏和平的行为均被明文禁止，但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确保这些规定得到强制执行。心怀怨恨或图谋扩张的大国，如德国、日本帝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很快发现违反国联成员国规定或干脆退出国联不会产生任何严重后果。结果，便形成了两个既重叠又自相矛盾的战后秩序：一个是以西方国家交往方式为代表的遵守规则和国际法的世界，另一个是为摆脱约束从这一体系退出的大国专为自己划出的可以肆意妄为的空间。两种秩序又被笼罩在游走于两者之间伺机取利的苏联的巨大阴影之中，有可能被苏联的革命世界秩序概念所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