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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特涅认为，奥地利的国家利益是欧洲总体利益的象征，即如何在一个尊重多样化和共同的遗产、信仰和风俗的框架中，把不同的民族、人民和语言捏合到一起。35根据这一观点，奥地利的历史作用，是证明多元化在实现欧洲和平中的价值。

    而俾斯麦是普鲁士乡村贵族的后裔。普鲁士的乡村贵族比德国西部农村的贵族寒酸得多，而且远不如后者眼界开阔。梅特涅试图证明传承的价值并复活一个普世观念，即欧洲社会的观念，而俾斯麦却对自己时代的一切权威观念提出挑战。俾斯麦之前，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德国真的能统一，需要借助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俾斯麦的目标是要证明：这两股思潮可以分开；维护秩序无须神圣同盟的原则；保守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可以建立一个新秩序；欧洲秩序概念完全可以建立在对权力评估的基础之上。

    这两位重量级人物对国际秩序性质的不同看法，突出反映在他们对国家利益的诠释上。梅特涅认为，秩序与其说产生于对国际利益的追求，不如说产生于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相结合的能力：

    政治学的伟大原理源于承认所有国家的切身利益。生存的保障正是源于整体利益。具体利益;一些目光短浅的浮躁之徒把谋求具体利益当作智慧;只具有次等意义。近代史显示，可以通过遵循团结一致、均势hellip;hellip;和各国同心协力的原则，迫使各国回归习惯法。36俾斯麦拒绝接受认为更高的原则可以约束权力的论点。他的一些名言表达了一种信念;只有准确评估构成权力的各要素后才能确保安全：

    柔情政策不会得到任何回报hellip;hellip;37其他任何一国政府都把本国利益作为衡量自己行动的唯一标准，不管它如何给自己的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hellip;hellip;天哪！再也不能要那种含情脉脉的同盟了，我们用牺牲换来的唯一回报，只是感觉为他们做了一件善事hellip;hellip;38一个大国政策的唯一健全基础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浪漫主义hellip;hellip;39没有任何人会因为感恩或信赖就上战场与我们并肩作战。只有恐惧能让他这样做，如果我们能谨慎地巧用恐惧心理的话hellip;hellip;40政策是可能的艺术，是相对的科学。41最终决策完全取决于对功利的考虑。18世纪的欧洲秩序曾被人视为一块各部件严丝合缝的牛顿式的精密钟表，如今被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世界取而代之。

    均势的窘境

    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后，开始着手把他信奉的原则付诸实施并改造欧洲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