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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借神鬼莫测的手段，他所在的军队奔赴战场，戴蒙·斯佩多如鱼得水。

    在近几个世纪之前，欧洲战场更加风靡的作战部队，并不是国家的军队。

    “契约者”，dottieri，即“雇佣军”。

    最早在中世纪出现于意大利、德意志诸邦和瑞士，来自欧洲各地的当兵者会与雇佣兵首领签一纸契约，内容包括：担任兵种、服役时间以及酬劳多少等……这是1618世纪欧洲主流的军队类型。

    在中世纪时，不存在主权国家。

    欧洲近代早期国家的政治体制——绝对君主制(Abolute Monarchy)决定了雇佣军的风行。

    “构成中世纪欧洲的成分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具有同一性的政治单位——即国际性国家体系，其政治版图必然是相互重叠、犬牙交错的，不同的司法诉讼程序在地理上相互缠绕、分层，充斥着种种不同的誓忠、不对称的主权、不规则的飞地。”

    ——如是而已。

    雇佣军是“为钱而战”的军队。在1617世纪，国家与军队之间是一种经济契约关系。国家只负责给养和军饷，而不对军人负有明确的政治责任。反过来，雇佣兵没有国家的概念，只要有钱，他们为谁而战都行。

    1617世纪的雇佣军头目被历史学家称为“军事企业家”(military entrepreneurs)。战争于他们而言是一笔生意，部队好比一家企业。

    当他们率领企业走向战争这个大市场时，会先设法与某国政府（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另一类型的企业）签订作战合同，获取高额利润。一些雇佣军首领的经营能力大得惊人，所能付出的人手军队也是庞大的数量，但不可否认，大大小小的军事企业家们的基本利益诉求是一致的：拉起一支队伍，以此为资本向君主换取金钱或土地。

    到了18世纪，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的欧洲革命拔除了绝对君主制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西方世界进入人民主权时代，自由、平等、民主、民族等政治理念“固化”在新生的政治制度当中。

    与政治潮流变化相对应的是，军事体制的改变——军队基本国家化，但高级军官还保有许多应由政府控制的管理权，部队在相当程度上仍被视为他们可以从中捞足“油水”的私产。

    在18世纪之前，中央政府尚无力全面介入军队事务，征兵工作是以雇佣军首领为主，地方官员起配合作用。在18世纪之后，国家成为军队的唯一控制者，军人日渐转换成国家的公仆，职业军队基本的轮廓已经出现。

    就在这个时间点的两三年前，意大利政府就如同欧洲各国的形势一般，正式出台了反雇佣军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