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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兵多地广，军力雄厚，不可小视，所以成吉思汗没有草率发兵攻金，“未敢轻动也”。在这种势均力敌的情形之下，西夏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而西夏正与金联盟，使蒙古备受威胁。成吉思汗要解除后顾之忧，就必须征服西夏，这是成吉思汗对西夏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而且西夏相对于金国势小力弱，较宜取胜，况且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方法，正是成吉思汗一贯的作战方针。攻取西夏除了战略决策的需要外，还是很好的物资配备和兵源补充地。西夏“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岁无旱涝之虞”，是西部的天然粮仓。除盛产粮食外，西夏的战马、乘骆亦相当出名，这对以骑兵作战的蒙古人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素享盛名的还有西夏的“良弓”与“甲胄”。据《兵策》记载，西夏甲胄“由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沈括也在《梦溪笔谈》中对西夏良弓大加赞赏，“（西夏）神臂弓，最为利器”。战马、良弓是蒙古骑兵的最佳配备，西夏的30万骑兵如果臣属于成吉思汗，则蒙古骑兵的力量会大大增加，以上这些无疑也是成吉思汗征伐西夏的原因。

    试探性进攻公元1205年，成吉思汗终于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一次征伐战争。但这次只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并未深入其地，仅“拔力吉里寨，经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驼以还”。西夏虽国小力弱，但也曾是能抵抗北宋几十万大军的劲旅。因此成吉思汗的第一次征伐仅是一次以追击逃敌为借口的抄掠性战争，其目的是观察一下西夏的反应和其军事实力。这次试探性战争，西夏军队还未来得及反应，蒙古军队已大掠而还了。它造成了西夏朝廷的极度恐慌，甚至导致了一场宫廷政变。

    公元1206年，夏桓宗李纯佑被废，李安全继位，称夏襄宗。夏襄宗登基后，依然主张联金抗蒙，自甘为臣，以求共同抗蒙，这无疑是对蒙古的挑衅与威胁。成吉思汗于公元1207年秋，再次出兵征讨西夏，历经数月，“克（西夏重镇）斡罗孩城”。后因粮草不继，夏天已到，遂撤军回蒙避暑。第二次征伐战争宣告结束。

    尝到甜头吃够了不善攻城之亏的蒙古人，经过一年多的练兵备战，于公元1209年秋卷土重来，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三次征伐战争。面对有备而来的蒙古骑兵，西夏军队步步为营，顽强抵抗。双方在黑水城之野摆阵厮杀，西夏军队本想依靠人多取胜，但却忘了自己不是早先的西夏劲旅。长期缺乏训练的西夏军队，交战不久，便被凶悍的蒙古人冲乱了阵脚，被杀得落花流水、尸横遍野，落得个副帅被杀、主帅逃跑的可悲下场。蒙古军队乘胜轻松攻克西夏重镇斡罗孩城、克夷门，使得西夏无险可守。

    蒙古军队如入无人之境，直逼西夏首都中兴府下。夏襄宗求救于金，而金章宗已死，卫王永济懦弱无能，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竟然声称：“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也”，拒绝出兵救夏。

    夏襄宗求救无门，只好困守中兴。亏得中兴府城高池深，蒙古兵屡攻不下，后来蒙军竟引贡问之水淹城，但城墙高厚，水不能进，却差点倒淹了蒙古军队。成吉思汗派人前去招降，夏襄宗走投无路，不得已献女求和。蒙军掠夺了大量的人民、财物及牲畜满载而归。这次战争不但解除了蒙古的后顾之忧，而且成为蒙古攻打金国的桥头堡。

    消磨对手第三次征伐战争后，蒙军开始向金国进攻。西夏又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夏襄宗李安全被废而死，夏神宗李遵顼夺取政权。他仇恨金人见死不救，正式宣布与金朝断交，开始助蒙攻金。

    西夏降蒙之后，“合兵攻金，役为藩属。”在蒙古利用下与金作战13年，大小战役25次，动辄征兵数万人。“继征发日多，（西夏）不堪奔命，礼仪渐疏。”

    当成吉思汗准备西征，派使前来征兵之时，西夏大臣阿沙敢不出口相讥，“气力既不足，何以称汗为？”惹得“蒙古主怒，渡河来攻”。蒙古军队再次兵临中兴府下，夏神宗走西凉，遣使来降，因成吉思汗急于西征，遂罢兵息戈。第四次征夏战争暂告结束，但成吉思汗留下话说：“待西征胜利归来，却再理会之。”李遵顼让位于次子李德旺，称夏献宗。夏献宗企图改变依附蒙古、屈辱投降的政策，欲与金重修盟好，共同抗蒙。金国也看到只有两国联手，才能自保，他们企图趁成吉思汗西征之机，“阴结外援，蓄异图”。

    但这一情况还是被成吉思汗知道了，他密令木华黎之子孛鲁征讨西夏，“斩首万余级，获牲口马驼牛羊数十万”，又使西夏受到一次沉重打击。

    夏献宗的错误西夏作为一个小国，长期在大国之间的夹缝中生存，只得用投降与对抗的巧妙方针周旋于各国之间，一会联辽抗宋，一会联金抗蒙，一会又反过来联蒙抗金，有时甚至同时臣服于两国。但这次西夏人分析错了形势，在受到孛鲁的第五次征讨后仍坚持联金抗蒙。

    当成吉思汗西征归来，看到唐兀惕人乘他不在时变得倔强，动摇于降叛之间。于是他意识到，西夏反复无常，不灭之难以灭金，成吉思汗不顾七年西征的疲劳，毅然发动了对西夏的第六次征伐战争。但成吉思汗已64岁，是一位老人了。在一次打猎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