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第1/4页)

    杨埙却是心思敏锐，立即意识到什么，问道：“适才朱千户说我大明火器之法得自交阯吗？”朱骥道：“是。”

    杨埙道：“那女贼人有浓重的南方口音，会不会是来自交阯？”又解释道：“虽然本朝早已撤销交阯布政司，承认安南国独立，两国再无战事，但毕竟火器本是他们的秘技，想要拿回去也无可非议。”

    朱骥一愣，细细回想，觉得似乎有几分道理。

    杨埙又笑道：“我下面的话就是胡说八道了，朱千户姑且听着，不必往心里去。今日百官放假，照例兵部官署应该没多少人，对吧？”

    朱骥点点头，道：“贼人选择的时机非常好。”

    本来中央官署防范甚严，不时有禁卫军来回巡视，但由于孙太后、英宗皇帝一行到东郊礼佛，禁卫多扈从他们出城，各官署只余门卫而已。

    杨埙道：“但自先帝去世，孙太后深居后宫，从未离开紫禁城半步，却独独在今日出城礼佛。那是为什么？”

    朱骥道：“听说这是大宦官金英的主意。”

    金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于明成祖永乐年间入宫，历侍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帝，永乐末年已是司礼监右监丞。明仁宗朱高炽登基后，对金英极为宠信，将所没收的大富豪张定家的人口、房宅、家产、良田全部赏赐给了他。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时，金英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成为宦官首领，风光无限。宣宗皇帝还赐给他免死诏，相当于功臣的免死铁券，恩遇在宦官中从所未有。

    明英宗朱祁镇登基后，宠信自幼相伴的宦官王振。金英自知无力与王振争锋，遂主动避让，于是王振得以掌印司礼监。王振赞赏金英识时务，任命他为提督太监，成为司礼监仅次于王氏的第二号人物。

    金英虽不似王振那般干涉朝政，但亦多有不法之事。他曾恃势在北京私创十一处塌店[11]，令无赖子弟霸集商货，垄断买卖，导致市场混乱。又将大量私马放牧于禁苑南海子[12]，强夺民草。

    前一桩创建塌店不过是损公肥私，在明朝官吏中十分常见。都御史陈镒[13]负责审理此案，只将几名子弟治罪，丝毫没有涉及金英。

    后一桩私牧于禁苑则是犯了皇家大忌。案发后，英宗皇帝朱祁镇迫于压力，不得不命锦衣卫究治，但最终只是象征性地惩罚了事。

    据说这是因为金英手中有宣宗皇帝钦赐的免死诏书，只要他不犯谋逆大罪，皇帝也不能拿他如何。

    也有传闻说，金英在当年孙莼谋取皇后一事上出了大力。更进一步说，是他帮助孙莼以“生子”得到并巩固了皇后之位，因而有孙太后做他的靠山，孙太后不倒，他当然也不会倒。

    虽然一再被正直大臣弹劾，但由于金英得到明英宗朱祁镇和司礼监掌印王振信任，恩宠始终不衰。正统十四年（1449年）夏季，京师久旱不雨，大理寺卿俞士悦等大臣认为可能是刑狱不清所致，奏请会审刑部、都察院狱，以消天变。明英宗朱祁镇准奏，命金英与三法司堂上会审。会审地点设在大理寺，金英“出则斋敕张黄盖骑导”，在大理寺会审坛上“张黄盖中坐”，尚书及其以下官员只能在左右列坐，即史称“抑九卿于内官之下”，足见金英权势之煊赫。

    金英热衷佛事，自称“奉佛弟子”。他在宣德朝最受恩宠，然宣宗皇帝朱瞻基对宗教不感兴趣，声称：“为臣必忠，为子必孝，忠孝之人自然蒙福，何必素食诵经乃有福乎？佛只教人存心于善，所论天堂地狱亦只在心，心存善念即是天堂，心起恶念即是地狱，所以经云即心是佛。但存心善，即是修行。敢有潜逃为僧者，皆杀不宥。”认为宗教劳民伤财，反对大众弃家舍业去为僧拜佛。因而明宣宗在位时，金英从不敢过分。

    等到明英宗朱祁镇即位，金英立即大兴佛事，不惜花费巨资修建了圆觉寺，寺名还是朱祁镇钦赐。不过金英一直希望皇帝能亲自莅临圆觉寺，以为佛寺荣耀，所以努力游说，这次总算借太后生辰契机成功说服了朱祁镇。虽则反对皇帝出行的大臣不少，却还是阻止不了朱祁镇一片孝心。

    杨埙道：“也就是说，造成贼人有机可乘，顺利混入兵部官署，提督太监金英也算是有份。如果不是金英坚持将皇帝、太后带去了东郊，中央官署一带照旧有禁卫来回逡巡，贼人借口送米明目张胆混入兵部官署的机会则要小得多。”

    朱骥道：“这个……似乎有点牵强。就算真是这样，金英也完全是无心的。”

    杨埙道：“无心吗？也许有心呢！莫非朱千户忘了金英是何方人氏？”

    金英正是安南人。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年），明将张辅征服安南，选了一批俊俏的安南孩童送回中国。这些孩童被尽数阉割后，送入皇宫为奴，其中就包括金英。

    司礼监另一大宦官兴安也是安南人，且其身份更特殊——他本是安南皇族，然在兵祸之下，也遭遇了跟金英一样的命运，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