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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1893年5月4日，出生于广东省番禹县（今广州），父亲汪椒是浙江的客商。汪精卫是汪椒的第4个男孩，也是第10个孩子，汪椒给这个男孩取名叫汪兆铭。

    汪精卫是汪椒的填房吴氏所生，生汪精卫那年汪椒已经62岁了。汪椒是个落第秀才，后来弃文从商。汪椒见这个小儿子异常聪明，就特别注重汪精卫铭的教育，在他5岁时就开始教他认字。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他8、9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汪椒晚年由于年老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就让汪精卫每天为他朗读诗书。汪椒特别喜欢王阳明和陆游，每天让汪精卫为他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每天在父亲面前朗读，不仅无形中培养了汪精卫演讲的口才，还使幼小的汪精卫接受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陆游的豪放文风，这些对汪精卫后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汪椒家里并不富裕，汪精卫童年时代的生活相当清苦。十几岁的时候，父母病逝。从此汪精卫就依靠比自己大22岁的大哥汪兆镛抚养生活。由于家境所迫，他17岁时就开始到私塾去教书。之后他参加了科举考试，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秀才。

    1900年义和团事件以后，清政府开始搞“新政”，开始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并给予归国留学生举人或进士的待遇，授予高级官职。这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识青年纷纷前往外国留学。

    1903年，汪精卫被公费派往日本留学。

    1910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汪精卫来到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以表现革命者勇气，唤醒民众。当年，27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虽然因暗杀失利而身陷大狱，却因此天下闻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在狱中的这一曲引亢高歌，他浩然正气令很多人为之钦佩，为之仰望。这一年是宣统二年，皇帝溥仪刚刚4岁，不知是否有人在他面前提到过“汪精卫”或“汪兆铭”。

    说到汪精卫不能不提起蒋介石。汪精卫与蒋介石算得上是政坛的冤家对头。1927年之前，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名望，以及与孙中山的个人关系，都超过蒋介石。1925年孙中山病危时，正是由汪精卫代笔起草了著名的《总理遗嘱》，这更增加了汪精卫的政治资本。后来，尽管蒋介石借北伐战争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威望，一跃而为国民党的第一巨头，令汪精卫不得不屈居其后，但从1927年起，汪精卫仍一直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曾两次与其他反蒋力量联手迫使蒋宣布下野。几年来，他们在刀光剑影中一路走来，忽而联手，忽而分裂；忽而刀刃相见，忽而弹冠同庆。1931年，他们才开始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合作期。或许，屈居第二一直是笼罩在汪精卫心中的阴影，不过，即便有“既生蒋，何生汪”的感叹，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当然也只能暂时搁置于一旁。

    关于蒋介石、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历史恩怨与合作，远非三言两语可以讲述清楚的。与他们两人都很熟悉但更偏爱汪精卫的陈公博的一番话，倒是写得有趣，不妨作为一种参考：汪蒋之无法合作，实在有种种原因，第一，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反应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两个人虽然共负大责，而蒋先生对于一切机密都不愿竭诚讨论。国家大事本来应该和衷共济的；什么才是“和衷”，基本条件当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哪里“和”起，“济”又由哪里“共”起？第二，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在汪先生方面，以为他在党国，有历史，有地位，有勋劳，除了孙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不过他老先生是谦抑为怀的，他不愿当正式的领袖，同时他也不愿他人做正式的领袖。至蒋先生则不然了，他出身是军人，对于名位很是看重，他不但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名义的领袖，一天没有达到其登大宝的愿望，他到底不甘心。他们的性情和脾气根本相异如此，“合作”两个字真是无从提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汪精卫主政，他一改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政策，以积极主张抗战而著称。第二年，在上海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是亲汪精卫的粤系部队主力。同年，汪精卫请求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同时又致电张学良，指责其“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没几天，汪精卫再度请辞，并指责张学良治下的省份既不上缴税收，又不许中央过问兵额，却屡屡来电催饷。

    然而，在遭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