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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郑大兵进入远山战俘营，当时那里一共关着五六百名战俘，成功打入战俘营的只有七八个猎鹰团成员。也就是说，当时在幽园里三十七个铁骨铮铮的汉子，落到日军手里被活着送到远山战俘营的也就这七八个人，更多成员在被俘后就直接丢了性命。而在远山战俘营里，冥冥中似乎还有一些人在关照着这七八个人，每次换监房时，总是有机会让猎鹰团的两三个成员换到同一个监房。每当有战俘被鬼子用卡车带走时，又总能巧妙地让猎鹰团成员避开。

    但这暗地里主宰的力量也不是万能的。到1939年秋，只剩下三个猎鹰团成员留在远山战俘营。当然，郑大兵私底下也想过：也有可能就是战俘被带走时，那几个不见了的猎鹰团成员是被暗地里主宰的力量故意安排送走的，可能是尝试着让猎鹰团成员打入被带走的战俘中，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事实证明，被带走的成员应该没有带回任何消息。同一年，郑大兵最后一次换监房时，发现自己和战俘营里留下的另外两个猎鹰团成员居然又关到了一起。某天午饭时间，郑大兵从馒头里嚼出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两个字：越狱。

    所以郑大兵很清楚，那个雨夜被派出去维修围栏的任务，肯定也是背后那些人的杰作。果然，郑大兵和另外两个猎鹰团成员——钢牙和大刀刘，带领其他五个战俘，成功地冲进了远山深处的大雨中。而在那几个并不知情的战俘里，就有曹正。

    那晚的雨下得很大很吓人，本来就黑压压的天，再加上瓢泼大雨，让郑大兵和其他七个人压根儿看不清一米以外的情况。

    大伙只能埋头跟着前面的人大踏步地走，具体该往哪儿走，哪里才是终点，完全没有头绪。

    正说到这儿，前面不远处的四哥、海波和杨建已经停下步子转过头在等我们了。周围尽管有点儿黑，但也还能分辨出已经到了死老头他们失踪的山洞洞口。郑大兵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晚点儿再找机会跟你们说，先找到死老头和振振吧。”

    我和小五点点头，随即朝四哥他们走了过去。走了几步，我压低声音问郑大兵：“兵哥，那四哥也是你们猎鹰团的人吗？”

    郑大兵没有看我，也同样压低声音说道：“是的，不过他是第二批的成员，他们都是归戴老板管了。”说完郑大兵指着小五说道：“而你的这个小五兄弟，就已经是猎鹰团第三批成员，归谁管你要问他自己了，弄不好他是归延安管的地下党也不一定。”

    小五扭过头来，撇撇嘴，笑道：“你们就当我是个布尔什维克也可以啊！总之全面抗战，我们要对付的都是日本人。”

    第二章 曹正：汉jian的顾忌

    我叫曹正，是一个连自己也深恶痛绝的汉jian。

    河南郑州乡下的曹家村出了两个让整个家族觉得有头有面的人。一个是我远房堂兄曹孔。他很多年前就走出曹家村，参加了北伐军，据说还进过黄埔，回曹家村是骑着高头大马佩着驳壳枪的；第二个就是我，父亲把我送去德国留学，要我学机械，希望我能带着学到的西洋兵器制造知识，回国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作出贡献。然而，到了德国后，我学的却是物理学。原因有二：第一个是因为当时爱因斯坦先生还没有离开柏林，他的一堂关于量子力学的课程深深地吸引了我。也是从那堂课开始，我成为了虔诚的相对论拥护者。而第二个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物理系的一个女人，一个叫阮美云的女人。

    认识美云时我才二十一岁，当时是1933年。美云大我一岁，我是在一干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上认识她的。当时，美云正站在大伙前方的高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一些民族如果要强盛，国家就需要民主的大道理。她演讲时很激动，听她演讲的很多留学生也频频点头，甚至有个别人还偷偷抹眼泪。毕竟由于我们国家的贫穷与落后，中国留学生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德国始终受到歧视。

    美云那晚具体说了些什么，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晚的她留着短发，头发上别着一个金色发卡，穿着一套灰色长袍，这让她和身边一干完全西化打扮的中国女学生明显地不一样。我穿着一套刚刚量身定做好的西装，系着一条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好看的领带站在台下。我参加这个聚会的初衷其实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新西装，并不是为了聚会宣传的民主救国的纲领。

    于是，我莫名其妙地爱上了阮美云。几天后，我找到了她所选修的所有科目，傻傻地出现在所有能和她接触的场合里。

    但比较起阮美云每天所关心和思考的一切来，我又总是显得那么地卑微和可耻。美云在耐心地做着笔记，我傻傻地看着她粉嫩脖子上那块心形的黑痣发呆；美云在图书馆里静静地看书，我在书架旁等着她身边座位上的学生早点儿离开；而美云在课余时间参加各个社团活动，在为民族的崛起发表演讲时，我却满脑子想着要如何开口约她出去喝杯咖啡。

    然后美云恋爱了，男人是中华救国会的会长，也是我的河南老乡，叫黄碧辉。黄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