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诡事录2:长安鬼迹_第23节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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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节 (第2/6页)

。为此,他曾经跟宰相令狐绹密谈过。令狐绹当上宰相跟宣宗的“元和情结”有直接关系。

    他是如此地崇敬他的父皇宪宗。

    宪宗曾游青龙寺,宣宗也多次到该寺,“至青龙佛宫,永日升眺,追感元和圣迹,怅望久之”。至于发现令狐绹,则是因为:有一天,他在延英殿听政,问宰相白敏中:“当年宪宗下葬景陵,忽遇大风雨,送葬的人们都急着避雨,只有一山陵使攀着灵驾不动,那是何人?”

    白敏中答:“景陵山陵使令狐楚。”

    宣宗问:“他有儿子吗?”

    白敏中答:“长子绪,随州刺史。”

    宣宗说:“有做宰相的才华吗?”

    白敏中答:“绪小时候患有风痹,不能担重任;次子绹,湖州刺史,有台辅之器。”

    就这样,令狐绹被召到长安,出任翰林学士,转年就当上宰相。虽然宣宗对令狐绹不错,但后者鉴于“甘露之变”的惨痛教训,没敢采用激进的办法对付宦官,只提出了一个保守之策:有罪的宦官,当然要惩处,空下来的职位,则不再安放新的宦官。宣宗不太满意,他亲自宣布了一条诏旨:如果军中将帅出现差错和罪责,监军的宦官将担负连坐的责任。这个措施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在这种局面下,有些宦官坐不住了。

    《新唐书》:“父季实(严遵美),为掖庭局博士,大中时,有宫人谋弑宣宗,是夜,季实直咸宁门下,闻变入,射杀之。明日,帝劳曰:‘非尔,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也就是说,宦官已经开始动手了,只是没得逞而已。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宣宗发现身边那些性别模糊的脸渐渐变得陌生而可怕起来。

    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春,宣宗想在朝廷上寻找可以信赖的大臣,商讨对付统领神策军的权宦的计策。但一谈到这个问题,大臣们都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意参与其中,当年“甘露之变”失败,宦官仇士良诛杀四宰相的一幕似乎就在眼前。宣宗当然非常失望,一种巨大的孤独感笼罩了他。他明白,大臣已习惯了这种政治框架,宦官喜欢拥立皇帝,就叫他们拥立去吧,谁坐在龙椅上对大臣来说没太大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宣宗想到跟自己关系最近的大臣韦澳。

    前一年,韦澳检校工部尚书兼孟州刺史的,且充河阳三城怀、孟、泽节度使。《东观奏记》中有这样一条极有价值的记载,披露了当时宣宗危险的处境和他所采取的措施:“韦澳在翰林极承恩遇,自京兆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当轴者挤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就加中书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赐麻制,假道河阳。上以薄纸手诏澳,曰:‘密饬装,秋当与卿相见。’戒居方曰:‘过河阳以此赐澳,无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寝疾,八月晏驾……”

    文宗之后,天下多变,唐史开始一点点空白。裴庭裕在昭宗时代被赋予编撰《宣宗实录》的责任。

    修实录前,裴庭裕“自为儿时,已多记忆,谨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东观奏记》三卷,以备史官使用。该书内容相当严谨。按裴庭裕记载,宣宗在感到身边宦官的威胁后,发现朝堂上又无人可用,于是派忠心于他的宦官王居方,假借出使河北魏博镇,中途绕道河阳,给在那里的韦澳带去亲笔信。为了以防万一,在信中他没说得太直接,似乎是在向韦澳讨养生秘方:“久别无恙,知卿奉道,得何药术,可具居方口奏。”随后,他又隐晦地告诉韦澳:“秋当与卿相见。”

    大唐皇帝竟困顿如此。

    韦澳似乎有些觉察,回信给宣宗:“……方士殊不可听,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

    王居方回来后,把韦澳的书信呈上,宣宗看后“嘉其忠”,向左右展示说:“韦澳有宰相之才,我将召他回来,委以重任。”

    这一切看上去就非常自然了,韦澳回京也就不突兀了。只是宣宗仍旧低估了宦官的阴险与残酷。他带信给韦澳是大中十三年春,到夏六月,宣宗病了,他的后背生了小疮,但并无生命危险。但宣宗是何等聪明的人物,知道自己这一病,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按唐宫的经验,心怀不轨的宦官往往会选择这时候向皇帝下手,随后向朝臣宣布皇帝死于疾病。

    宣宗的想象马上就得到证实。

    有人要动手了。他就是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王宗实。史上对此人没有明晰记载,只知道他是宣宗时代的宦官,掌握着神策军主力。宣宗担心的正是此人。就在六月,王宗实借口宣宗染疾不能外出,动用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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