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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京官（内官）和外官之分；胥吏中，有京师胥吏和外地胥吏之别。京官（内官），指京师帝王之官。内职掌，指为帝王及其家属服务的人员。职掌，指胥吏。京官和京吏之俸禄和粮料，由太仓支给。西汉哀帝（前62年）全国官吏130285员，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全国官吏368668员，7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近3倍。西汉京师官吏数，史书不载。东汉（25220年）京官1055员、京吏14225员；唐贞观六年（632）京官640多员；开元二十五年京官2620员、京吏35107员。5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2·46倍。100年间，开元比贞观增加了4倍。

    官员人数的增加，意味着禄米、职分田等的增加。唐京官有禄米、俸料、职分田、公廨田。京官，禄米自七百石至五十二石不等，外官禄米减京官一等。京官禄米，以太仓之粟充之。京官禄米一年约五十余万石。京官俸料，包括月俸钱、食料、杂用、课钱四部分，分别指官员购买粮食以外的生活必需品补助、工作餐和个人生活补助、自备工作所需物品补助、护卫和庶仆代役使钱之补助。上述四项，后合并为一种俸料供给。京官及外官，都有职分田和公廨田。京官及文武职事各职分田，自十二顷至二顷不等，并去京城百里内给。京兆、河南府及京县官人职分田，京城百里外给。京官公廨田，自二十六顷至二顷不等。“自大历（766）以来，关中匱竭，時物騰贵，内官不给。乃減外官职田三分之一，以给京官俸。毎岁通计，文武正员、员外官及内侍省、闲廐、五坊、南北衙、宿卫并教坊内人家粮等，凡给米七十万石。”

    汉唐京官禄米取给太仓，是漕粮支出的大宗。汉官品级，以俸禄粮石数为名，如二千石、中二千石等。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杜佑上奏：“当开元天宝之中，四方无虞，百姓全实。大凡编户九百余万，吏员虽众，经用虽繁，人有力余，帑藏丰溢，纵或枉費，不足为忧。今兵革未宁，黎庶凋瘵。数年前，天下籍帐到省百三十余万户。自圣上御极，分命使臣，按地收敛，土户与客户共計得三百余万，比天宝才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出租賦者减耗若此，食租赋者岂非可仍旧如”。官员数量的增加，而交纳租赋者减少，是当时主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影响到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引起经国大臣的忧虑。

    京师军队人数众多。武德年间，禁军约3万人。开元二十六年（738）北门禁军约3万人。自开元至天宝，驻守京师的宿卫兵约10万人，其中北门禁军3万，长从宿卫66000人。加上驻守同州、华州、歧州等，约12万人。唐前期府兵自办衣粮，而募兵则由国家供养。如按《汉书·食货志》“食，人月一石半”计，则10万军士，一年至少需要二百万石军粮，而不包括马料在内。天宝中，度支岁计，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其中三百万折绢布入两京库，三百万石回充米斗供尚食及诸司官厨等料并入京仓，四百万江淮回造米转入京，充京官禄米及诸司粮料，五百万留当州官禄及递粮，一千万诸道节度使军粮及贮当州仓。长安的皇宫尚食、京官禄米及折色占一千万石，各地节度使军粮约一千万。建中二年，沈既济上疏：“臣尝計天下财赋，耗斁之大者，惟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犹空。”吕祖谦说：“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相关。所谓宗庙、社稷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常视兵多少”。“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于关中不过十万。后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坏，（募）兵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府兵之法坏，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矣”。汉唐长安漕运的增加，与禄米、军粮有直接关系。

    京师士人太多。读书人口增加，是使京师粮食消费增加、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隋官制，对唐乃至对中国后期皇朝影响甚巨。在影响京师长安粮食供应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隋废除九品中正制，举行科举考试，读书人要到京师参加科举考试。第二，隋官员任命考核权归吏部，所有官员都要到京师等待诠选。这两种人聚集到京师，影响到京师的粮食供应和物价平稳。当时官员曾论及于此。开元三年（715）张九龄上疏说，“每岁选者动以万计，京师米物为之空虚”。开元十七年（729）国子祭酒杨说，“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廪；两监博士，滥糜天禄。”约玄宗开元后期，洋州刺史赵匡上奏论科举弊端，第九条“官司运江淮之储，计五费其四，乃达京邑，刍薪之贵，又十倍四方。而举选之人，每年攒会，计其人畜，盖将数万，无成而归，徒令关中烦耗，其弊九也。”这些人消耗了长安来之不易的江淮漕运米。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上奏论科举弊端，提出“当今天下凋敝之本实为士人太多”的观点，他说：“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乌聚云合，穷关中地力之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