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必须 (第1/2页)

    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必须首先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首先必须明确一个问题：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邱海平教授很有创意地进行了概念辨析，认为这个概念可以作两种理解。一是理解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很显然，这两种理解差别巨大，这个“的”字放的地方不一样，这个概念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就成为修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词汇了，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普遍性。如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词汇出现，强调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特殊的经济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律，其重心就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一般，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特殊，就是对1956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揭示。邱海平教授是主张后者的，我赞同邱教授的意见。对于这样一种研究思路，恐怕有些经济学家是不同意的，因为很多人认为，经济学揭示的是普遍规律，经济理论只有一个；经济规律没有国度，不分国界。按照我们的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有了时空的规定性。

    在时间维度上，它所揭示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规律，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从1956年算起到2056年一百年时间，这个时间段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直到现在，党中央和历代领导人都认同的。虽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是在党的十三大上，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间段的划分，应该从毛泽东时期就开始了。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就认为中国社会主义要建设得像个样子，也就是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一百年时间，后来邓小平也讲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一百年。现在我们提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一个是建党一百年，一个是建国一百年。前一个一百年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达到一个阶段性目标，后面一个一百年是实现现代化。按照毛泽东当时的设想，是用一百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算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起点是1956年，但是把建国一百年作为一个时间段的标志很有象征意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百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其实，一百年并不是绝对的一百年这个数字，而是大体上的时间段的判断。最近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历史起点，把这个大体上的一百年时间，大致划分成三个三十年，当然每个三十年不是绝对的三十年整，而是三十年左右，我们就把它叫作三个三十年。1949—1978年近三十年算是第一个三十年， 1978—2012年党的十八大三十多年也算是三十年，这是第二个三十年，那么党的十八大之后就开始了第三个三十年。其实这是有道理的，我在《东岳论丛》2015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3万多字的文章，题目叫《平等、富裕、公平正义：中国共产党核心执政理念的时代转换》。在这篇文章中，我基本上表达了这种看法，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叫作毛泽东时代，把中间的三十年叫作邓小平时代，把党的十八大以后叫作新时代之开局，也就是习近平时代的开始。其实，三个时代的划分，在2015年以后有些学者也从不同的视角表达了基本相同的看法。新加坡的郑永年先生、清华大学的孙立平先生也都谈过这个问题。最近北京大学的潘维先生讲了四个三十年，他是延伸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他把1949年以前分了第一个三十年，实际上1949年以后也是三个三十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体上是一百年时间，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的话，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就与我们上述的三个三十年密切相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起点就应该是1956年，它的历史发展就应该分三个阶段，大体上与三个三十年对应，只是在第一个三十年里有七年时间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就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史。

    在空间维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的经济学，它的空间范围是中国，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从这个角度讲，它具有鲜明的国家主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指发生在中国这个空间范围上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制度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一定是对中国这个空间范围的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总结，而不是对其他任何国家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