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江南地区财赋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形成 (第7/7页)

！’即日召概回，以周文襄往代。自此东南荐安矣”。此条借罗汝敬典故暗讽熊概“肆作威福”，镇压江南巨族。并点出正是罗侍郎的弹劾，使宣宗招回熊概，以周忱代之，也宣布对江南的强压政策转变为调整改革。

    由上文可知，罗汝敬确曾于宣德四年受命赴江南催督漕运，期间同巡抚胡概难免发生交集，则弹劾一事似并非捕风捉影。

    此外，江南甚至还流传熊概晚年被之前冤杀的富户鬼魂缠绕致死的传说。可见，胡概给江南人留下何其痛苦的记忆。

    胡概所镇压之人，虽大多如溧阳县民史英父子、常州豪民王昶、海盐人平康那种“杀人取财，夺人妻女”，“恃富暴横，驱杀其乡人”，贿赂官府甚至聚众为盗之徒，也包括“侵盗税粮，因公科敛，以一取十，老吏猾胥，逞jian肆毒”等“经济罪犯”，而他们正是造成地方赋税逋欠的罪魁祸首之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宣德年间胡概等人南土豪，与洪武年间朱元璋打击江南豪右的本质目的如出一辙，即方志远先生所称之“杀富济国”。

    从这个角度来看，胡概的“暴力执法”，恰恰给随后的周忱进一步清理江南逋赋扫清了不少障碍。

    《明史》曾载“先是，大理卿胡概巡抚，用法严。

    忱一切治以简易，告讦者辄不省。

    或面讦忱‘公不及胡公。’

    忱笑曰‘胡卿敕旨，在祛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安抚军民。委寄正不同耳。’”

    盖言此意。

    其二，建立“新型“江南税粮征解体系的构想与尝试。

    宣德二年，胡概奏请恢复了永乐年间曾在江南府县设置过的江南治农官，并赋予其催粮之责。

    三年五月，他又提出设置司道级管粮官，统领府县治农官，全面负责江南税粮的催征解运，他说“浙江嘉湖杭三府人民蕃多，税粮浩大，府县有治农官理办税粮，宜增布政司官一员以总之，庶农务以时，粮税不欠。”

    不过，宣宗认为“税粮自是常赋，国初以来，征敛输送，已有定制，朕方裁抑冗滥，岂得复设？古语‘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否决了胡概的设想。

    而通过后文分析可知，明代中后期的江南乃至全国的地方税粮征解体系演变发展，一定程度上正是沿着胡概的构想逐步实现并不断完善的。

    其三，推动江南逋赋折征制。

    逋赋折征，早在洪武、永乐年间即有施行。

    宣德四年九月，胡概奏请将江南贫民逋欠的永乐二十年至洪熙元年税粮、马草，折收丝绵等物。此议得到宣宗批准，令户部制定了具体折收办法“绢一匹准粮一石二斗，绵布一匹准一石，苎布一匹准七斗，丝一斤准一石，钞五十贯准一石，绵花绒一斤准二斗，钞五贯准草一束。”

    从某种意义来说，胡概的逋赋折征给后来周忱、赵新等人以金花、官布减轻江南等地重赋和逋赋的尝试奠定了基础。

    其四，奏请江南分县。

    宣德以前，明代浙江嘉兴府只设有嘉兴、崇德、海盐三县。

    胡概巡抚期间认为“三县为里一千九百三十有九，民二十九万六千三百户，税粮八十五万余石，课程军需等项视他府加数倍，政繁事冗，宜增设县治，建官分理”。

    宣宗对此表示赞同，在派员考察后，于宣德五年三月，增置嘉兴府秀水、嘉善、桐乡、平湖四县。

    具体办法是以嘉兴附郭置秀水县，魏塘镇置嘉善县，崇德境内凤鸣乡置桐乡县，海盐境内当湖镇置平湖县。

    嘉兴分县有利于加强对辖区内人口、土地、贡赋的管理。

    不过这次分县由于处理不当，留下了“疆界错壤”的弊病，造成之后明清两代持续不断的“争田”问题，也为明代中后期嘉兴府“扒平田则”改革的施行埋下伏笔。

    宣德五年三月，升大理寺卿熊概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四川布政司右参政叶春为行在刑部右侍郎。（《明宣宗实录》卷27、43、58、64）

    这也宣告了其江南使命的结束，二人随即还朝。

    同年四月，明廷立刻以南京署理刑部侍郎成均接任督浙西农务兼“巡抚”工作，这说明，治水督农大臣并未随着胡概的到来而裁撤，换言之，胡概巡抚可视为永乐初年以来在江南设置治水督农专官办法的延续。

    胡概以大理寺卿的职衔身份，常驻江南近五年之久，打击豪强富户，给明代江南人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除此之外，与以往督农治水大臣不同的是，胡概这个“巡抚”开始将触角伸向对江南赋税征解体系改革的范畴之内。在其奏请之下，实现了江南齿繁赋重的嘉兴府分县增置；推进了江南贡赋改折。

    更为重要的是，胡概为整顿原有税粮征解体系的弊端，特意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计划，为之后周忱等人“总督税粮”，全面整顿江南财赋征解体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