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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布尊丹巴还给他们做了超度的法事。不过，说辞却是他们今生做了恶人，就要下地狱接受惩罚，希望他们来世做个好人。由此，给这些分裂分子盖棺定论，你们都是恶人。活佛都这么说了，那还能有错？于是，大部分蒙古人心中都种下了这颗种子——搞分裂的都是恶人，死了是要下地狱的。

    随后，在安蒙军司令部的主导下，对蒙古进行进一步的改革。首先是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对参加叛乱的寺庙的土地、耕畜等生产资料一律没收，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寺庙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一方面，明令规定切实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爱国守法的寺庙，保护人民有当僧尼的自由和僧尼还俗的自由，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不受干涉，保护有历史意义的寺庙和文物古迹。另一方面，实行“政治统一，信教自由，政教分离”的方针，废除寺庙在经济、政治上的一切封建特权，废除寺庙的封建占有、封建剥削、人身奴役以及寺庙内部的封建管理和等级制度，保障各教派在政治上一律平等。

    其次是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使农奴和奴隶成为土地的主人。对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一律没收，分配给农奴和奴隶，在农村对于参加叛乱领主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的政策，在牧区，对于参加叛乱牧主的牲畜，由原放牧的牧民放牧，收入归放牧的牧民所有；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由国家出钱赎买后，分配给农奴和奴隶。在农村实行“二八减租”(领主得二，佃户得八)。在牧区对于未参加叛乱牧主的牲畜，仍归牧主所有，但减少牧主的剥削，增加牧民收入。同时，解放家奴，废除人身依附。

    由于这些政策、办法和措施，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因而得到了各阶层人民，首先是贫困农奴和奴隶的欢迎，也争取了更多的上层人士的理解和合作，保证了外蒙改革顺利进行。

    第三部是建立爱国统一政权，在外蒙成立爱国统一大呼拉尔，成员实行三三制，即蒙古王公贵族占三分之一、汉蒙平民百姓代表占三分之一、中央官员占三分之一。哲布尊丹巴则宣布从此以后只潜心佛学研究，不再过问世俗的事情。

    随后，郭松龄以东北大都督徐天宝麾下安蒙军司令的名义通电全国，一共只有四个字：蒙疆已定。

    顿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孙文亲自发了贺电：“徐振华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233选举年

    徐天宝并没有现金赎买那些王公们的土地，这些能花不能赚的王公们要是一下子有了一大笔钱，没几天就能花光了。然后难保不再出现乌泰借了俄债还不了，最后铤而走险的事情。所以，徐天宝是用振华集团的股票来与那些王公们进行置换。

    那些王公们一开始都不愿意接受赎买的政策，毕竟几千年来土地即财富的观念根深蒂固，没有高额的受益，谁愿意把祖祖辈辈世代相传的土地换成一堆十五年债权的花纸？况且，外蒙不像热河、辽宁，有大量工厂企业作为支持。

    所以，一开始的置换工作并不是很顺利。无奈，徐天宝只能安排那些王公们轮班到热河来参观。先是看振华工业的厂房，再看新式牧场和农庄，再看卓索图盟贡王的产业，最后由昭乌达盟盟主尼玛、翁牛特旗巴特尔和台吉金喜通现身说法。最后，徐天宝又把哲布尊丹巴抬了出来，由他带头将一部分庙产换成了股票。有了活佛带头，外蒙东部改革总算是得以顺利进行。

    且说在对外蒙用兵期间，沙俄驻京公使一个劲地向袁世凯抗议，袁世凯理都懒得理睬，说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建议俄国方面自己去找徐天宝的晦气。老袁的算盘打得很好，赢了，自己脸上也有光彩，输了，对国内民众也可以交待。

    陆军总长段祺瑞给他带来了一个消息，新疆都督杨增新当派出援兵救援科布多，但援军尚未调齐,科布多即于1912年的8月20日沦陷。但是杨增新下令军队继续前进，援军抵达大营盘时,遭到俄国的武力干预,被迫停止前进。杨增新只得下令新疆军队退驻察罕通古,收附了被外蒙古裹胁的阿尔泰各部蒙古。之后，外蒙军两次进攻察罕通古,均被新疆军队击溃。

    段祺瑞最近心情不是太好，“大总统虽说代表中央政府，为一国之元首，在朝要受国会地牵制，在外也没有多少省份听从，尤其东北简直就是独立王国……”

    袁世凯似笑非笑地问：“芝泉。你觉得这个共和好吗？”

    “共和？”段祺瑞一愣，随即说道，